作者：李名梁（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）
·写在前面的话·
“象牙塔”本是一方净土，师生之间本应保持一种纯粹、和谐的关系。但现在，这种关系却在慢慢变味儿。记者日前收到一位大学教授写来的信：期末考试，因为给一名学生打分较低，被其在社交平台上谩骂、嘲弄，这让他无比愤懑。
无独有偶。前不久，也是一位高校教授，在其自媒体上发表了《困在“厕所里”的教授以及隐性教育功能的丧失》，谈及大学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无可奈何与举步维艰。
她在文中说：“母亲曾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前几天她拉着我看了朋友圈里的一个笑话，名叫‘困在厕所里的教师’。说的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因为班级里的小朋友上课时候上厕所总是被告。第一次，一个小朋友上厕所，老师没让去，小朋友尿裤子了，于是家长到学校把老师告了。第二次，又有一个小朋友上课上厕所，老师让去了，小朋友在厕所摔倒，于是家长到学校把老师告了。第三次，又有一个小朋友上课要上厕所，老师一想，我陪着去吧，结果班级由于没人看管，大乱，于是家长到学校把老师告了。我的母亲退休已经20多年了，她问我，现在的小学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我很淡定地说，哦，这不算什么，我们大学更血腥一些。”
她接着写道：“如果我真的继续鼓励我的学生，打算实现教育的隐性功能时，我发现我就会被困在‘厕所里’。有时学生就会闹情绪，甚至会以失眠、抑郁、自杀来逃避眼前必须完成的工作。有时他们的父母参与其中，一名研究生的母亲找到我，质问我是不是对她的孩子有意见，为什么要让他读这么多书？前几天更可怕，有一个学生的开题报告实在太不让人满意，于是我让他重复改了很多遍，他先是在某天半夜向我倾诉了他的苦恼，然后突然发了一条短信给我，说我要逼死他。然后我就不得不住手，我住手了，但是我的内心特别复杂。”
两位教授内心的挣扎，让我们不得不思考，究竟是什么将教授困在了“厕所”，隐性教育功能缘何会缺失，教育本该具有的功能靠什么彰显？
新华社发
每年7月初是高校考试季，高校老师几乎都在忙于监考、判卷和试卷分析等期末学生成绩评定相关事务。完成这些事情，老师们就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暑假，这本是老师们最为欣喜和幸福的时光，但很多事情并不如人所愿。
前几天，我就碰到一件令我百味杂陈且百思不得其解的事——有学生通过微信告诉我，一名刚考上某知名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同学，在社交平台上以截图配文的形式公然谩骂我，大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后来，我了解到该同学是学院的一名学生干部，曾经上过我的专业课，我给他的期末考试成绩比较低。现在，他考上了研究生，反过来以一种揶揄的方式来攻击和嘲弄我：嘿，你看，我还是考上研究生了吧，还是名校的研究生。类似这种学生通过社交平台谩骂、嘲弄或抹黑老师的行为，几年前我也遭遇过一次。那是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前夕，我作为本科学位论文的评阅老师，给一名同学的毕业论文判了60分，结果他在得知分数和评阅老师姓名后，立即在社交媒体上点名对我进行辱骂，没有丝毫的自我反思和半点醒悟。
说心里话，从教近10年，我尽管没有屡屡遭遇此类事件，但即便偶遇几次，也是颇有挫败感。作为老师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主动花时间就此事跟学生斤斤计较，但满腔的教育热情却备受打击。原本对教育充满无限期待，结果却逐渐产生怀疑；原本对学生满怀关心与热爱，结果却开始想若即若离。随着这些匪夷所思事件的发生，我发现自己对教育的真诚与热爱变得模糊甚至困顿起来。我经常会质问自己：我这样做有错吗？我还有必要这样做吗？我以后这样做会不会面临更大的风险？难道我还要昧着良心迁就学生乃至向学生献媚——平时表现不好，卷面分数低，最终期末成绩却非要给个高分？毕业论文原本不合格，却最终非要予以通过乃至给个良好级别？
我曾经与不同高校的老师交流过，发现身边的确有老师这样做，因为他们担心学生在评教过程中给自己差评，担忧“如此严厉”的教育行为会诱发学生的自虐乃至自杀，更害怕遭遇媒体报道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不同于基础教育，大学教育的对象基本都是成年人。他们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日趋稳定与成熟，在专业学习与社会生活过程中，已开始不断地建构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在社会转型升级以及全球化、信息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关键时期，他们会经历种种社会思潮的冲突与影响，并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。
此时，高校如果依然满足于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的专业教育和技能教育，各种问题定会扑面而来。全人教育应该贯穿于青年学生的整个成长过程，其中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健全、身心和谐以及社会担当尤为重要。大学生不能成为纯粹工具理性的产物，应该不断实现价值理性的突破，具备浓厚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社会关怀。
显然，承担这样的教育使命，大学教师不可或缺。大学教师首先应该身先示范，做好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模范和行为标杆。作为教育工作者，在学生成绩判定、奖学金评定、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以及研究生推免等各种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，理所当然从教书育人的角度出发，尊重教育教学规律，不能有丝毫徇私、造假和利益输送的行为。但是，仅仅依赖教师的文化觉悟和道德自觉远远不够，政府应尽快营造一个共通、共生、共享和共赢的高等教育生态环境，构造和谐共振的高等教育、教学与管理运行机制；同时，社会、媒体、社区、家庭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应该积极参与。只有这样，教师才能心情愉悦地教书育人，学生才能充满爱并满怀抱负地求学与就业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18年07月26日 08版）
